女性“厌食症”是一个性别哲学话题

　　如今在学术界，“厌食症”不仅成为一个医学课题，更是一个性别哲学话题。无论是“瘦骨嶙峋”的骨感还是“厌食症”的障碍都是权力和文化为女性穿上的“束身衣”，表面上看来只是束缚了女性的身体，实则是对女性自由、权利，以及身体体验、自主性和主体性的限制。

　　作为女性，没有人不希望有一副好身材，在刚刚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中，英姿飒爽的中国女兵形象成为中国女性的骄傲。然而，在梦想好身材的人生中，有一些女性却走了极端，她们不是通过科学锻炼和饮食的方式，而是通过节食、厌食等不良方式来减肥，不仅损害了身体和健康，甚至患上“厌食症”，最终骨瘦如柴、形如枯槁。

　　多国对体型过瘦模特下禁令

　　根据中国经济网的报道，今年4月，法国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修正案，禁止模特经纪公司和时尚品牌起用过瘦的模特走秀，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是缓解厌食症的发病率。因为时尚圈“以瘦为美”的圭臬不仅使许多模特因为过度减肥而患上厌食症，而且在法国的普通人中，每年也大约有3万至4万人遭受心理性厌食症的困扰，其中青少年的比例高达90%。该修正案还规定：若经纪公司或时尚品牌违法，将被处以最多六个月的监禁和75000欧元的罚款。如今在学术界，厌食症不仅成为一个医学课题，更是一个性别哲学话题。

　　毫无疑问，厌食症产生于一个人对于自己身体的不满，以及对于“理想”的追求。根据哲学现象学理论，身体障碍是许多更为复杂的障碍的反映，倘若我们试图分析厌食症这种身体障碍，就必须先了解身体意象(body image)的概念。身体意象是一个人自我概念的基础部分，在自我意识中最早萌发，表现为个体对于自己身体的认知和评价，由人们对自己身体的知觉、情感态度、概念以及信仰系统构成。身体意象更多地来自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例如在父权制文化中，女性会不自主地接受男性对于女性身体形象的认知或期待，或是把“三寸金莲”“螓首蛾眉”，或是把“杨柳细腰”“丰乳肥臀”作为理想身体的摹本来仿效。即便在当代社会，一些时尚媒体还在迎合男性对于“骨感美”的喜好，迫使女性为了就业、婚恋和着装而不停地节食和减肥。

　　尽管目前尚无法证明欧美国家厌食症发病率的攀升与时尚媒体塑造的女性“以瘦为美”的形象有关，但从公共健康，特别是女性健康着眼，社会和女性必须改变这一观念。2012年3月，以色列正式通过法律禁止体重过轻的模特在广告中出现，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相关立法的国家。此后在西班牙、意大利、巴西和智利等国的时尚界也都出台规定，限制模特体型过瘦。在当代学术界，如今，身体意象已成为一个被心理学、医学、精神病学、哲学和性别研究广为接受的概念，人们经常用它来分析神经性厌食症和饮食失调等障碍。

　　探究女性“厌食症”的社会文化因素

　　女性主义学者苏珊·波尔多认为，在西方文化中，厌食症体现出三个文化轴线：其一是身心二元论轴线。在从柏拉图到笛卡尔以来的西方哲学概念体系中，身体一直被看成是外在的和邪恶的，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其二是控制轴线。西方哲学一直教导人们努力地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事实上这种生活在许多方面是失控的。女性为什么会患上厌食症?因为她试图通过控制饮食来获得在其他方面无法得到的成就感。其三是性别和权力轴线。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具有一种赞美女性身材的苗条，并把它与女性的性感联系在一起的倾向。而肥胖通常是“懒惰”“愚蠢”和“生活不节制”的代名词。

　　波尔多的这一观点与女性主义哲学家琼·斯科特对于社会性别的解释不谋而合，后者认为社会性别具有四个相关因素——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文化象征;对于象征意义作出解释的规范;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及主体的认同。因而，无论是“瘦骨嶙峋”的骨感还是“厌食症”的障碍都是权力和文化为女性穿上的“束身衣”，表面上看来只是束缚了女性的身体，实则却是对女性自由、权利，以及身体体验、自主性和主体性的限制。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女性却在不自觉中盲目地跟风减肥，并不惜以损害健康为代价。

　　美国哲学家肖恩·加拉赫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女教师梅特·韦弗认为，对于身体意象的研究需要区分三种意向因素：主体对自己身体的知觉体验;主体对于身体一般概念的理解，包括民间看法或科学知识;主体对于自己身体的情感态度。显然，其中的概念和情感因素是受各种文化和人际关系因素影响的，但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内容却来自知觉体验。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知觉是指我们通过各种感觉器官所获得的对于事物和外部世界的意识感知。而知觉经验则具有某种现象特征，使人能够体验到一种“那究竟像什么”的感觉。这种现象特征与意识及意向性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当代哲学对于知觉体验的讨论中，关注到知觉扭曲性问题，这主要体现为错觉和幻觉，而这两者多半来自我们意向性的心灵状态，也就是说知觉扭曲现象似乎暗示我们在知觉体验中首先感受到的是某种内在的、私人的东西，而不是直接感受到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事物。加拉赫和韦弗在分析厌食症时也看到一个现象，即学者们大都同意厌食症源于人们在身体意象方面的扭曲，但却对这种扭曲来自情感还是知觉争论不休。而他们试图超越这一争论，强调要从整体和多元的视角来理解厌食症问题，即把它视为一种有多重维度的身体障碍。

　　倘若从女性主义哲学思维来分析，虽然我们必须承认上述现象学和认识论对于厌食症的解释超越了传统认识论的“身心二元论”和还原论的理论弊端，认为是文化、社会、情感、知觉和概念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厌食症障碍，但却没有强调两个重要的观点：其一，是社会和文化因素起到决定作用，因为无论如何解释女性的身体意象和知觉体验，都不能忽视前者的塑造和影响。其二，女性的厌食症来自文化和社会对于女性身体权利的侵犯，在厌食过程中，女性已经失去或者放弃了主宰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权利，而这也是她们失去主体性和自主性的一种表现，表面上看起来，她们正在为了“光鲜靓丽”主宰自己的饮食和身体，实则她们的身体却已变成一个外在的“他物”和“怪物”，她们此时的自我认同是模糊的，对于自己身体的认同也是模糊的，这个身体已不再为她所拥有，而她对此却全然不知。

　　记得自己曾步入西班牙的一家时装店，看到各种瘦小花色的时装便马上出来了，在门口大喊一声：“难道这家商店卖的都是给猫穿的衣服吗?”我并不笼统地反对女性减肥，但主张减肥一定得是为了健康，而且仅仅是为了健康。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