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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理解大学的开放精神

时间:2015-11-17 18:11:38    来源:新讯网    浏览次数:    我来说两句() 字号:TT

  两个月前回厦大参加同学聚会,我发现这所学校比自己四年前所见到的样子更趋于封闭了:宿舍周围的铁栅栏更多了,校内分隔成一个个半封闭区域;许多场所限制进入;进校门的审查很紧,每天只在两小时内限制1000名校外游客刷身份证入内。而我在这里读书的1995-1999年间,厦大基本上是全开放的,更早的时候听说连围墙都没有,以至于1963年一发炮弹从对岸飞来,炸死了附近农户放养在上弦场吃草的牛。

如何正确理解大学的开放精神

  因此,当读到贾葭先生日前在“腾讯·大家”上发的《花20块进门的大学永远不配一流》一文时,在有一点上我是赞同的:我也怀念自己读大学时厦大的开放。如他所言,大学的属性中就包括“公共性”与“开放性”,即便只是在隐喻的意义上,空间上呈现的过多限制与封闭都是有些令人不安的。

  但厦大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自甘堕落,而是迫不得已。现在的厦门人口已是二十年前的约两倍半,游客增长更是暴增,厦大东侧一个以往荒凉的海滨小渔村曾厝垵,几年前就被称为“文艺青年向往的,”;由于顶着“中国最美校园”的名号,又被视为免费景点,厦大可算深受其害。如果不限流,校内游客数量可以轻松达到每天三四万人(与在校师生人数约1:1),人数之多已到了干扰正常教学秩序的程度(且不谈游人的某些“不文明行为”),令师生们抱怨不已。有师弟师妹感叹:“不封闭没办法,学长您是没看到前几个月游客的数量,多得恐怖”、“人多的时候,感觉厦大都变成菜市场了,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四年前我回厦门时就已惊讶地发现,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各种充满文艺气息的明信片,连厦大也被作为一处主要景点而推出了不止一种手绘地图。当时正是7月中旬,在我记忆里,暑假的校园基本上空空荡荡,只有极少几个食堂还开着,但这次却惊讶地发现校内芙蓉湖边仍有不下两三百名游客,大多手持相机在拍照,而新开辟的芙蓉隧道内足有一两百名游客在那专注地看着墙壁上的涂鸦,幽暗的隧道里不时亮起闪光灯。

如何正确理解大学的开放精神

  (厦门大学手绘地图明信片)

  社会学家裴宜理曾断言:“综观中国历史,围墙是针对冲突的建筑学反应。”那或许也可以说,厦大竖起围墙、栅栏、门禁,也是对游客“入侵”的一种建筑学反应。而且,上世纪末我们上大学时,宿舍里基本没什么财产,夏天炎热时门户洞开也不必担心失窃,因为真没什么可偷的,现在的学生配备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手机等的比比皆是,哪怕仅是几起失窃事件也够让人头疼的了。如果每天仅有数百名游客,那可想每天限流1000人的门禁大概也毫无必要。

  大学自然有其公共性,但校园毕竟不是公园、不是游乐园,它最根本的使命是教育人才和学术进步,而不是把自家的客厅、卧室与书房都敞开来让人参观,何况这些游客大部分并非为了感受学术氛围而来,纯只是在消费“中国最美校园”而已——不然就难以解释为何厦大的游客数量还超过不限客流的清华。从这一点来说,厦大也大可辩解说自己不是向公众封闭,而只是抵御汹涌而来的消费行为。

  当然,游客热或许也会退潮(虽然迄今尚无此迹象),就像博物馆免费开放一段时间后,现在又回到门庭冷落的状况,但毕竟有赖于公共交往中双方回到更为理性的行为轨迹上,单方面指责厦大似乎也有些不公。从技术操作层面来说,厦大的确可以做得更好,我在北海道大学、东京大学曾感受过,那里可以自由出入,但某些重要场所(例如北海道大学的古河讲堂)则以日英中三语标明禁止游客进入,也就是某种“大开放、小封闭”的做法。牛津大学是全开放的,38个学院散布在整个牛津城内,但有不少学院却也要交两三英镑门票费才能参观,代表性建筑大教堂的塔楼登顶则须六英镑。如果厦大收门票,大概又要被抨击为唯利是图了吧?

  大学的“开放”,主要应体现在思想上,而非校园上,贾葭文中说到“一间有围墙的大学,一间出入要查证件的大学,是没有希望成为一流大学的”,我不知道这逻辑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如果搞了门禁限制游客就算是“有损大学开放精神”,那拆除围墙就算“推动大学开放精神”了?这未免把“大学开放精神”给庸俗化了,真正的开放精神又岂是体现在这些地方、岂是那么容易树立起来的?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说,“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之开放,也在思想而非门墙。

  “开放办学”一词,不应只在字面上理解。民国时期的上海大学倒是极为“开放”的,它不仅是“没有围墙的大学”,甚至号称是“没有校园的弄堂大学”,常年租用房舍作为校舍,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面向社会所有人群授课,但这所以革命激进主义传统著称的大学,却被当时的市民讥讽为“野鸡大学”,从未成功地在中上层社会中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声誉。与之相比,当时有独立校园和围墙的圣约翰大学却被称为“有平整草坪和林荫树的伊甸园中”,“受到保护而免于外面混乱世界的干扰”(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而这所教会大学拥有极高的教学水准,却是当之无愧的一流大学。

  不客气地说,我觉贾葭在评判这件事上抱有某种“开放原教旨主义”——先预设了一种摩尼教式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即“开放=好”、“不开放=封闭=不好”,既不做具体调查,也不考虑实际情况,并将之无限上纲上线,似乎设立门禁就将使厦大的学术水准直线下降,而仅仅因为这个举措违背了“大学的开放精神”。这似乎太善于联想了。

  如果非要扩大来说,那么香港是否也应全面放开,任凭大陆游客涌入?甚至各国为何还要边界和护照制度?要说起来,美国,现在也比早先封闭了。20世纪初之前,,是完全对民众开放,历史学家Forrest McDonald曾感慨1828年上台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他可真是民众的一员啊!老天,真是要命,想想他的就职典礼!,里面混进一帮暴民,他们打碎所有的瓷器,偷走了所有的银器,喝得酩酊大醉,甚至开始破坏大楼,杰克逊只好在众人掩护下仓皇逃出,以免被挤死。”(见《美国心灵》)现在你翻越,围墙就将被逮捕。那是不是也可以说“美国这样永远不配成为一流大国/政府”?

  为“封闭”辩护当然不得人心,但我想这事还是就事论事为好,厦大现在做的并不是完全封闭,倒不如说是“可控的开放”。自由以他者的自由为边界,但这个“边界”在哪里,由于中国公共交流传统的匮乏,其实迄今仍在摸索当中,这正是许多游客毫不觉察自己的行为已对他人造成妨碍的原因所在。如果你问一个游客“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对你完全开放”,他大概会答“是”;但如果你问他“你是否希望自己子女就读的大学,每天涌入三四万游客”,那你多半会得到一个否定的回答。我更愿意把现在大学校园的门禁、限制,看作是公共交流中双方通过不断互动、试探,来摸索出那个理性交往所应有的“边界”——实际上,在英美这样具有极深自由开放传统的国度里,这样的“边界”是非常硬的,误闯私宅甚至可能被一枪崩掉。相比起来,中国正因为惯于“人我不分”,对他人的权利往往不够尊重,我们缺的,应该是为理性的公共交往确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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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腾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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